真的诗歌 出自真的人 诗歌

戴建业为读者现场签售。

■陶渊明的生命状态就是诗的“真”

在中国古代诗歌中，抒情诗是绝对的大多数，叙事诗是少数。何为诗歌中的真呢？戴建业认为，陶渊明是滔滔浊流中的一泓清泉，是“市朝驱易进之心”的尘世良心，是“真风告逝、大伪斯兴”时代的一位真人。

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……”讲座开始，戴建业便以陶渊明的诗歌《饮酒》为例，分享了对“真”的两种常见解释：一是“人生的真谛”，即人生真正的意义；二是“自然意趣”，诗中的“真意”就是“理”与“道”。但他认为，这两种解释都没有关注陶渊明其他诗歌中对“真”的抒写和追寻。陶渊明诗歌中的“真意”，指的是生命的本真，一种本真的存在，拥有这样状态的人，就叫“真人”。

戴建业认为，诗就是使“本真”的生命崭露呈现。“所谓生命的本真，是指公开展示给人看的思想情感，与自己隐秘思想高度一致，指一种毫无伪饰遮掩的精神裸体。”他说，陶渊明的诗歌用白话文翻译过来，就是：“你把房子建在中华北路，怎么听不到车马的喧嚣呢，老兄？”

怎么能做到“而无车马喧”呢？“其实是因为诗人‘心远地自偏’。心里无纷争，在内心远离了这个世俗社会；如果内心不宁静，即使把房子建在珠穆朗玛峰，那也很痛苦。”他幽默地说。现场报以热烈的笑声与掌声。

戴建业说，正因为陶渊明是个真人，才有了在南山下悠闲地采择着菊花时，然后一抬头：“我嘞个天，南山太美，他看南山看呆了，南山也看他看呆了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存在。”

■苏轼在困厄中做到了本真的存在

人们都很羡慕陶渊明的“真”，但却难以做到“真”。戴建业借用陶渊明的一句诗“羲农去我久，举世少复真”来形容当前社会难得听到一句真话的现象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“真”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了呢？戴建业教授从个人、社会、本性和文化四个层面作了分析。

“从个人层面看，个中原因就在于执着于自己的社会角色：更多地把自己当作社会的一员，人没有意识到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；露真情往往触犯社会禁忌，说真话会受到他人的报复，甚至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灾难；就本性而言，人本来就喜欢听好话而不喜欢听真话。”戴教授引用了苏轼的一首词，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”，说大家正是在扮演“社会角色”的时候，“我”就常常只是社会舞台上的一个演员而已，而不是“我自己”。

“就社会而言，要使每个社会成员做一个本真的人，就必须有说真话的氛围。现实是，露真情往往触犯社会禁忌，说真话会受到他人的报复，甚至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灾难；就本性而言，人本来就喜欢听好话，而不喜欢听真话。所以，不能通过个人的宽宏大量来保证每个人表达的自由和权利，要有制度保障；就文化层面而言，任何一个古老的文化容易变得封闭、退缩、内向，过分的修养也容易使我们压抑自己的真实思想和感受。这样，往往容易造成一个人的心口不一。”戴建业说。

“做真人很难，比如我自己，就要在学生面前表现得像个老师，在太太面前表现得像个丈夫，在儿子面前表现得像个慈父，在母亲面前表现得像个儿子……拥有很多身份，但其实每一个都不是真实的自己。”戴建业说。

他表示，人类之所以愿意在社会舞台上充当演员的角色，就是因为希望自身得到社会的肯定，并从这种肯定中得到个人的现实利益——功、名、利、禄。因而，要能本真的存在，就必须摆脱富贵、功名甚至生死的束缚。对于这一点，很多人都难以摆脱，苏东坡则是一个少有的特例。“他一辈子挨贬，但一辈子快乐，真的了不起。我这辈子要是有时间，一定要写一部苏东坡，就像写陶渊明一样。”戴建业说。

■语言是判断“真”的标准

在戴建业看来，社会带来的众多束缚，对陶渊明都不是问题。他出仕既不是为了献身国家，也不是为了崇高理想，不过是为了求得养活一家的稻粱；选择彭泽令更不是临危受命，而是因为自己“心惮远役”，因为有公田，足以酿酒；辞官也不是自己清高，而是官场扭曲了本性。

“不仅如此，自己不光彩的事情，或者觉得丢脸的事情，我们常常隐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，陶渊明却把自己讨米的经历和感受写进诗中。”戴建业说，如在《乞食》一诗中，陶渊明就写了自己因为饥饿到人家讨米的经历。

戴建业认为，和陶渊明一样，李白也是我国古代最袒露真情真性的伟大诗人，李白用自己的伟大诗篇揭示了“诗”与“真”深刻联系。戴教授又举例讲解了《赠汪伦》和《将进酒》两首诗，认为这是李白诗中典型的真意流露，诗中语句直白却又饱含真情。

戴建业认为语言是判断“真”的标准。他说，大家通常都说“言为心声”，事实上，心口如一的时候少，而言不由衷的情况多。语言既可能是本真存在的敞开，也可能是本真存在的遮蔽。“真正的诗人，真正的诗，语言一定是真的。”他说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/文 郭然/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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